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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以為胡適博士（1891-1962）是中國白話文之父，是提倡新文化的先鋒，是五四運動（1919）最被崇敬的中國知識分子，將那時候的典範從文言文改到白話文；我告訴你，弄錯了。當然胡適是很真誠的提倡白話文，但是在他沒有提倡白話文以前20多年，中國那些偉大的傳道人，同西方愛中國的宣教士，已經定下心意，設立委員會，把天下「第一大經」用最好的白話文翻譯成今天的《聖經》；你在看的就是五四運動以前翻譯到現在還在用《聖經》。那時候，基督教是站在文化前頭的；1940年以後，基督教是站在文化後頭，就是因為對思想功能定位錯誤，產生了文化的倒流，使基督教放棄了在文化中作為長子的身分，然後把我們的責任出賣掉；這是很可惜的事情！

我不知道倪柝聲（1903-1972）、王明道（1900-1991）、計志文（1901-1985）、宋尚節（1901-1944）這些最偉大的屬靈巨人，在他一生中帶領多少知識分子歸向上帝，這些都是我最尊重的人；雖然倪柝聲有許多的錯失，他在某一些層次同某一些方面，還是我很尊重的傳道人，但是李常受（Witness Lee, 1905-1997），我不把他放在其中；這些人有他們偉大之處，這些人流著中國人的血統，都有著愛主的心，他們都有偉大的犧牲、為主殉道的精神。但是我要問，宋尚節自己是高級知識分子，他影響中國高級知識分子有多少？王明道有多少？倪柝聲有多少？計志文有多少？我不得不告訴你，交一半的白卷出來；或者說，「上帝用他們在那時期做了那些工作，不是你今天所要求的。」而我們現在應當做這樣的工作，但是這些人沒有把這樣的重要性告訴我們，因為他們中間有一些，特別是倪柝聲，先把知識功能、理性的工作同責任定錯位了，所以才這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