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6年6月 歸正信仰與社會倫理-陳佐人牧師

封面

西方神學的幽默

奧古斯丁對於人提出:「上帝創造天地之前在做什麼?」他回答說:「上帝正在為放言高論者準備地獄。不願嘲笑探賾索隱的人」

麥格拉思《加爾文傳》:「在北愛爾蘭街頭,一個英國人碰到了一群年輕人,那群年輕人恐嚇道:『說!你是新教徒還是天主教徒?』英國人頓了頓,然後回答:『我是無神論者。』年輕人迅速還擊:『很好!那你究竟是新教無神論者,還是天主教無神論者?』」

神學思想史方法一,典範Paradigm

思想的轉型(Shift),不是急變 (Switch),有的時候也會發生異化,變體 (Mutation) 。

神學思想史方法二,辭源學

這個笑話相當經典,他表明原來思想史可以像油畫的畫布,加上顏色。很多神學觀念彼此都有關係,但不是簡單的因果,其中有很多文化承傳於希臘。但尼采質疑是傳自哪一個希臘人。因此當有瘟疫蔓延的時候,我們要找出母體。我們要做字源考據,才能明白字義。所有的問題都是關於希臘。奧古斯丁與柏拉圖主義有很深的關係,究竟他是以聖經融匯柏拉圖主義或是相反,即家族性的。基督教與民主就有這種家族性。

神學思想史方法三,類型學

關於加爾文燒死塞爾韋特,昨天我在中國學術網頁看到:「加爾文應該受到譴責,是不爭的事實,但是,對他的指責並不是完全公正的,有些甚至是錯誤的。加爾文在近代以來的西方主流思想視野中的形象每況愈下,在很大程度上正是這種顧此失彼的做法的結果,是一種非歷史的態度。處死塞爾韋特既是加爾文個人的錯誤,又是他那個時代的錯誤與悲劇,讓他一個人承受整個時代的錯誤,是不公正的。雖然進步、理性是啟蒙思想家的大旗,但在自由寬容問題上,他們恰恰否定了它。自由與寬容在他們那裡成了獨立於歷史之外 的衡量一切的絕對不變的標準,加爾文自然成為它的犧牲品。」(普世社會科學研究網)

可以說連塞爾韋特都贊成死刑,他知道自己在整個歐洲都會被處死。文學史家路易斯(C.S. Lewis) 設想若加爾文、塞爾韋特與某個現代人面談,加、塞二人多半會聯手將現代人投進火海中。雖然在教義上兩者有差異,但兩者的世界觀卻有許多相似之處。

智慧文學,使徒行傳有許多聖經中自然律。歐洲思想家指出歐洲改變最大的是自然法。現代西方神學中的論爭,荷蘭和美國的改革宗最大的問題是普遍恩典而非特殊恩典,最困難要解決的是神的護理而非預定論。最後因巴特否定自然神學,但自然神學真的與納粹有關嗎?這些都與自然律有關嗎?

聖經的基礎:羅一19-20 人人都知道有神,人的動作行為都在乎他。

你用一節,然後說這節經文可以用在各國的人身上,這種思想的方式叫做:自然法。西方經常說:聖經之所以能運用在生活中,是因為聖經與我們中間有一個跨度。 每一次我們講到神的心意,基督教的基礎是神的恩惠,是人人可知的,是放諸四海皆準的真理,這種思想法叫做「自然法」。

道與德有普遍性,這普遍性就是自然法

基督教是以神的誠命作為基礎,所以基督徒不需要懂道德哲學或神學。道德哲學或神學常解決與基督徒無關的東西。基督徒對許多倫理問題的反思,稱此為神學性倫理或道德神學。西方柏拉圖強調最高的善,亞里斯多德強調群體的美德,一個是超越的,一個是水平的,這就是西方人的思想模式。

過去二十年改革宗信仰發展的系統神學,後來發展聖經神學與其他神學體系。關於倫理神學與政治神學的思維,是我們要在改革宗神學發展的路線。

天主教有鮮明的人權觀念。聯合國人權宣言的簽名者背景都是天主教徒。英美等歐洲國家對Ethic指的是一種原則。道德與倫理本身是同義詞。基督教產生的神學性倫理通常是一種批判性的倫理:用否定式產生倫理的準則。以美國作為代表,他有強烈的個人主義,傾自然律。就現代西方而言,他們產生鮮明的人權觀念,但在哲學與倫理學上卻無法產生鮮明的人權觀,而是產生鮮明的社會和組織的觀念。

倫理則比較描述性與規範性的,基督徒通常有的是聖經中的倫理。另一種基督教倫理學是包含聖經與教會史。神學倫理則是探討倫理的神學原理,但是他要討論的是背後的神學假設或可稱為哲學的假設,完全脫離實用性的倫理課題,而討論何謂善、何謂公平。這類的神學是一種假設。 德國籍的猶太哲學家列維納斯(Levinas) 說:「人類的第一個思維不是哲學,而是倫理學。」他將整個西方的次序顛倒。基督教沒有一套道德神學,因為我們生活的倫理標準是以神的話為唯一的基礎。

加爾文對自然法的「正面」引句與「負面」

引句:

加爾文對自然法的處理,是述而不論。他接受了中古時代的自然法,放在改革宗的神學框架中。他引用自然法是隨意的(casual),卻不是任意的(careless)。他的目的是闡明一套合符聖經的正統信仰,而不是重整自然法的哲學。加爾文沒有全盤否定自然法,但也沒有完全肯定自然法。加爾文肯定自然法的最美妙文筆是形容墮落世界是「上帝榮耀的舞台」(theatrum gloriae Dei)。

今天自然法或普遍恩典的問題仍然困擾改革宗神學,所以巴文克(Herman BaVinck)、凱波爾(Abraham Kuyper)與范泰爾(Cornelius Van Til)均著了《普遍恩典》(Common Grace)。我們就是無法解釋自然法如何在世俗中開展。基督徒為何要關心文化、科學與政治?不是因為這世界可以給我們救贖與滿足,而是因為這些見證可以在被造的世界中彰顯上帝的榮耀。


© 2017 STEMI TV 唐崇榮國際佈道團 All Rights Reserv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