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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6月19日 政治神學與社會變遷-歸正信仰的轉型 第一講:從加爾文《基督教要義》說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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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簡介:政治神學與社會變遷-歸正信仰的轉型】

從基督說「建在山上的城是無法隱藏的」,基督徒在世的生活就無法與社會時勢切割。本課程會概括性地介紹改教時期的加爾文,及十七、十八世紀英國清教徒政治神學的核心信念。最後會以目前在台灣公眾領域較受人注目的法蘭克福學派的批判理論,來關聯到今天台灣政局與社會的變遷,從而反省教會應有的福音與文化上的使命感,並談論如何尋索歸正信仰對現今社會的切入點。基督信仰的流淌是無法在短短數天來細說的,本課程與其說是去尋索一幅想像中的完美圖畫,不如說是去作集體的拼圖。我這次相距上次來台,已數年之久;希望能和與會者多些互動,讓我有機會聽與想,更加明白台灣信徒的不同觀點與感受。

【課程大綱】

1. 從加爾文《基督教要義》說起

2. 從霍布斯的巨獸到五月花:清教徒的政治神學

3. 從法蘭克福到台北:本雅明與漢娜·鄂蘭

4. 山上之城或天上之城?今日改革宗神學對現世的關注與承擔

  • 時間:6月15 - 17日晚間 7:30 - 10:00 / 6月18日:上午 9:00 - 12:00 下午 2:00 - 5:00
  • 地點:臺北歸正福音教會(台北市公園路26號6F)
  • 交通:捷運台北車站 M8 出口斜對面大東海文教大樓

導論:政治神學的定義

1. 三種政治神學的定義:以聖經與神學來詮釋政治:這是以聖經(如羅13, 徒5:29) 來討論基督徒的公民責任。這是大多數華人教會與神學院的教導形式。名為関於政治的神學:Theology about politics.

2. 第二,研究不同時代教父、改教家與現代神學家對政治的神學理解:這是邁向較有系統性的基督教政治神學。名為政治的神學(政治神學I):Theology of politics. 代表人物有托馬斯的自然法,路德的兩個國度論,加爾文的貴族政治,慈運理的早期共和式理念。

3. 第三可稱為政治神學II, Political Theology。嘗試以一套概念來統攝基督教與政治學之間的関系,並發展出一些有解釋性的原理或模式,來詮釋與関注現代的政治處境。代表人物有奧古斯丁的《上帝之城》,到現代的莫特曼《盼望神學》,施米特 (Carl Schmitt)的「政治的神學」。 類一是聖經文本式,類二是歷史性,類三是體系性的。可以相符於:美國大學中實用性政治科學 (political science),政治歷史,政治哲學(political philosophy)。亦是:一般大學的法律科 (legal studies),法律史,法律哲學 (jurisprudence, philosophy of law)。

政治神學,或公共神學的主要人物: 1. 霍布斯:Thomas Hobbes,1588-1679。 2. 洛克斯:John Locke,1632-1704。 3. 士萊馬赫:Friedrich Daniel Ernst Schleiermacher,1768-1834。 4. 馬克思:Karl Marx,1818-1883。 5. 特洛爾奇:Ernst Troeltsch,1865 – 1923。 6. 韋伯:Max Weber,1864-1920 7. 施米特:Carl Schmitt,1888-1985。 8. 莫特曼:Jürgen Moltmann,生於 1926(90歲)。

第一講:從加爾文《基督教要義》說起

1. 個案一:加爾文論民主一字

a. 「我就無法否認:貴族政體,或貴族政體與民主政體的配合,遠優於君主政體。」。這是中英語版《要義》中用「民主」一詞的地方。民主的拉丁語是 democratiam,但加爾文沒有用此字,他用的是一普通字 politia,可譯為公民、政體、政府、政權。今天英語之 police 也來自此字根。所以此句最簡單地譯為「我就無法否認:貴族政體,或貴族與政體 (politia)的配合,遠優於君主政體。」。而拉丁字 politia 重複出現於同一段落,在下文:「因為他在以色列民中建立了政體 (politiae )」。公認權威英語譯本是由福特·劉易斯·巴特爾斯(Ford Lewis Battles)翻譯,由墨尼爾(John T. McNeill)任編輯。

b. 在同一段落中出現了拉丁字 (politiae ),巴特爾斯在兩處均譯了民主 (democracy)。但歷代名著集的譯本只將第一處譯為民主:「或貴族政體與民主政體的配合」。似乎當時眾中譯者與章文新、湯清是覺察到英譯本的問題。另在中譯本有:「政體共可分為三種:君主政體,由一人掌權,不管他是稱為君王,還是稱為公爵或其他;貴族政體,由國中的主腦人物掌權;民主政體,或平民政治,政權屬於全體民眾。」但卻不見於 Battles 譯本,編輯墨尼爾加上 (c)的編注,表明此段是根據1543年版,而非1559年版,編注是 (e)。為何墨尼爾與 Battles 不在此根據1559年版則沒有交待。

c. 加爾文曾用拉丁語的民主 (democratiam):《評辛尼加的寬仁論》(CO 5,32),《但以理書釋義》(但以理書 2:44, CO 40,604)。

d. 加爾文對民主或政體的看法,遠不止於民主一詞。即使他沒有在《要義》中援用此字並不抹殺其有民主概念的含義,反之若他有引用此詞也不等同他有現代民主的觀念。約定俗成的字是沒有跨時代的固定性。但越來越多的研究都指向一可能事實:十六世紀的加爾文應無分享任何現代的民主觀。他對暴君專權的批判絕不對等他有現代的民主觀。加爾文心儀的政體是貴族政體,正如他在此的告白,是他「無法否認」的事實。

e. 想望在加爾文著作中找到現代民主觀,就如希望在十三世紀托馬斯(St. Thomas Aquinas,1225-1274),或甚至魚躍到第四世紀的奧古斯丁(St Augustine,354-430)的浩瀚著作中來尋寶,好像要在中國的四大發明中找量子力學或網絡世界。

f. 「就這三種由哲學家所提的政體本身而論,我就無法否認:貴族政體,或貴族政體與民主政體的配合,遠優於君主政體。 For if the three forms of government which the philosophers discuss be considered in themselves, I will not deny that aristocracy, or a system compounded of aristocracy and DEMOCRACY, far exceeds all others. [Inst. IV 20:8, McNeill, p.1493.] [《基督教要義》IV 20:8, 歷代名著集,下冊,247-249頁]

2. 個案二:加爾文與塞維特 1509: 加爾文生 Calvin born. 1553: 塞爾維特被燒死 Servetus burned. Oct 27. 1564: 加爾文死 Calvin died.

a. 「加爾文應該受到譴責,這是不爭的事實,但是,對他的指責並不是完全公正的,有些甚至是錯誤的。加爾文在近代以來的西方主流思想視野中的形象每況愈下,在很大程度上正是這種顧此失彼的做法的結果,是一種非歷史的態度。處死塞維圖斯既是加爾文個人的錯誤,又是他那個時代的錯誤與悲劇,讓他一個人承受整個時代的錯誤,是不公正的。雖然進步、理性是啓蒙思想家的大旗,但在自由寬容問題上,他們恰恰否定了它。自由與寬容在他們那裏成了獨立於歷史之外的衡量一切的絕對不變的標準,加爾文自然成為它的犧牲品。」【加爾文與塞維圖斯案——兼論宗教改革時期的信仰自由與寬容。作者: 劉林海。普世社會科學研究網】

b. 「甚至塞爾維特也同意令他受苦的原理; 因為他自己也承認無藥可救的,積習難改的頑固與罪惡,是在神在人面前應該被處死的。」

But if we consider Calvin’s course in the light of the sixteenth century, we must come to the conclusion that he acted his part from a strict sense of duty and in harmony with the public law and dominant sentiment of his age, which justified the death penalty for heresy and blasphemy, and abhorred toleration as involving indifference to truth. Even Servetus admitted the principle under which he suffered; for he said, that incorrigible obstinacy and malice deserved death before God and men. Philip Schaff, History of Christian Church, History of Christian Church, Chapter 16: Servetus, his life, opinions, trial and execution. http://www.ccel.org/a/schaff/histor……

c. 路易斯:兩派陣營的殉道士,若知道他們的苦楚會助長良心之自由,他們會極為震驚。 C.S. Lewis: Martyrs on both sides would have been horrified if they had thought that their sufferings were going to encourage freedom of conscience.

d. Quentin Skinner, Liberty before Liberalism。1988。《自由主義之前的自由》 i. 有個人自由,無現化個人人權觀念。Personal freedom but no idea of modern individual rights.

e. 自然人權 = Natural Rights (jus naturale) 「Natural rights are as modern as the internal combustion engine.」 (Kenneth Minogue, quoted in Oakley, p.87.

3. 個案三:加爾文傳的研究

重新檢定加爾文的思想地位,這是在強大的歷史化趨勢之下的反響。常顯露種種不必要的加爾文恐懼症(Calvin-phobia)與加爾文崇拜(Calvin-idolatry) 的現象。

3.1 麥格拉思 (Alister McGrath): 從外界分析

a.【麥格拉思:第二代情意結產生的極化】「第二是加爾文主義所特有的超國族背景。據學者麥格拉思的考證,日內瓦城人口從1550年的13100增加至1560年的21400。其中絕大多數是像加爾文般來自法國的難民,當中大多數為技師與商人,並是擁護加爾文而來到。當時日內瓦市人口登記分三等級﹕公民 (citoyens,必須出生於城內,有投票權與各級議會被選權), 居民(bourgeois,有投票權但不能進小議會), 寄居者(habitants,無投票權,無被選權)。加爾文與絕大多數法國難民均屬第三等,要到了1559年加爾文才只獲得「居民」的資格,得以投票。但在1555年日內瓦市因經濟危機而大量註冊了法國的移民,由此促成加爾文的勝數。」【陳佐人,「加爾文的雙城記 – 寫在其五百週年的省思」,收於《更寬廣的生命: 加爾文著作文選》附錄一「加爾文的雙城記」。台灣校園出版社,2011年。《加爾文書信文集》,(法)加爾文著;陳佐人選譯。團結出版社,2016年。】

b. 【巴特的看法:天主教的威脅】相比來說,塞氏事件顯明的是一種基督教內在的張力,不論是內在於日內瓦市議會,或是主流改革宗與旁支之間的爭鬥,甚至如巴特所言,是加爾文與改教家日益受著由伊格那丟 (Ignatius Loyola,1491-1556)耶穌會而來的威脅。總之,在日內瓦的加爾文是內外交困,特別是加爾文的臨終致辭,更是顯明其緊張與壓力是一生之久,鮮有舒緩的一刻。【陳佐人 ,「文本與行動—加爾文研究的思想史反思」,《加爾文與漢語神學》。香港漢語基督教文化研究所出版,2010。】

3.2 Bruce Gordon: 從瑞士內界分析:蘇黎世的布靈卓因素

Bruce Gordon, CALVIN,2011。

2009年是加爾文出生500週年記念 (1509-1564)。耶魯大學哥頓教授的《加爾文傳》是該年的最後一本相關出版,從英美學界的角度來看,仍可算是圓滿之作。哥頓教授之作是一本真正「傳記體」式的傳記,有別於大多數考據式的加爾文生平研究。但不出意外地,哥頓教授的結語會如同帕爾克 (T.H.L. Parker)一般地說:「本書對加爾文生平的研究完全沒有任何新發現。哥頓嘗試基於公共已知的史料,來為加爾文提供一幅更細膩的歷史圖像。然而在此書中,加爾文不再是一個被探究的對象,而漸漸成為書中的主人翁,單是這種帶有主體性的文筆,已教人耳目一新。

哥頓以「這惡魔不會有什麼邪惡不是由它攪起的」(「‘There is no form of impiety that this monster has not raked up’.」 (十三章) 為章題來窺視瑟爾維特事件。他的主要檔案亦來自於宗教改革文獻集中加爾文全集,但他卻較多引用加爾文的個人書信︰與法雷爾、布林格、梅蘭希頓、致法蘭克福地區的法國牧師、致其他地區的改革宗教會。全書中沒有像麥格拉思般數據式的量化歷史分析,卻處處表露了細膩的敘事文筆,嘗試勾畫加爾文與當事者的取態,在瞬間多變的事件中,如何費盡心機地來籌算最佳步驟,使自己可以在危機中佔上風。麥格拉思較多分析外在形勢,哥頓則著墨於事件中人物的心思態度的變化。縱觀全書,哥頓要呈現的是一種「關係性改教運動」(relational reformation),意思是加爾文與所有改教家均不是純意識主導的,他們所作的決定鮮有完全是由神學觀念作指導的,相反卻是在複雜的人脈關係來形構他們的神學反思與教會決策。

哥頓筆下的加爾文最教人費解的是他對同輩的極端化情懷,他視朋友如戰友,要求他們絕對的忠誠,故法雷爾是加爾文一生最長久的摯友,但他卻無數次地在行文中痛斥法雷爾 (參哥頓︰30, 90, 282);蘇黎世的布林格是加爾文最關鍵性的盟友,是布林格在塞爾維特事件的最後關頭一直挺著加爾文,才沒有敗在敵對派手中,但加爾文一樣因教義的事怒髮衝冠,寫信責罵布林格 (參哥頓︰207,247);最後是他的另一摯友皮埃爾、維若特(Pierre Viret ) 與加爾文接班人貝扎之間的緊張關係,孰是孰非,難以斷定,總之維若特真是「斯人獨憔悴」,而加爾文似乎是置多年友誼於不顧。在檔案學的視野中,加爾文是一位愛恨交織,既偉大又軟弱的真實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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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陳佐人牧師Facebo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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